第一次参加高考前一个星期左右，我向母亲提出要借她那只上海牌手表。母亲给我后，我便把它紧紧地系在手腕上，把袖子卷得高高的，时不时地从女生跟前走过。
那一年考了个全校第一，但离分数线有一大截，因为我的中学在闽北的深山老林中，教我们的大多是省城下乡的学生仔，部分还是初中毕业生，而且一有机会就回城，害我们学得七零八落。四年下来，我们的长项只是干农活。不过我个人还有一项特长，就是跑步、跳远。一开始我参加田径活动的动机并不太纯——一半是虚荣，因为成绩好的话不但可以进县城参加比赛，还可以穿几天印着学校名称的蓝背心；另一半，我实说了吧，是为了能在训练时喝上一杯炼乳或白糖水。
等到1980年参加高考时，我已经修过几个月的林区公路、当了近一年的民办教师，还背了大米住在县城中学恶补了半年数学——从有理数加减开始。大约在考前一个月，母亲从乡下看了我一次。母亲说，尽力就好，考不上就回家，当民办教师也不坏。我点头，说，如果考不上，我就安心在村上当民办教师，或者当农民。
回想起来，还真有几分悲壮呢！
考前的复习当然紧张。学校教室晚上十点多就关了，我们就跑到校外的防洪堤上，借路灯继续读。路灯是昏黄的，不时有拖拉机什么的从堤边“突突突”地跑过，扬起一阵尘土。蚊虫少不了要在你“大胆暴露”的地方留下几个深情的吻。子夜一二点回校时，在河边把脸上的汗和被汗水沾着的尘土洗一洗，然后听着饥肠的辘辘声回到那间由仓库改造的、住着一百多号人的大宿舍。头挨到枕上，还来不及想什么便入睡了。
考试在另一所中学的教室中进行，那地方离大马路十来米，车是肯定来来往往的，但我心里是宁静一片。考试中，间或喝一口水，那是借了军用水壶带的凉白开。中午，记得是在路边店吃的一碗面。三天后回家，狠狠睡了一天，居然心里很笃定地等待着录取通知书。最后等来的是自己的第一志愿，只是信封被心急的弟弟撕破了大半。那一天，小山村真是有点儿沸腾，童年的故事一再地被乡邻们说起。
你觉得我这么絮絮叨叨是在说眼下的考生？你真聪明！我说这些陈年旧事，且不惜自毁形象，全是为了“影射”这几年无比娇贵的学生———平时要服各种“口服液”，突击阶段要住高级宾馆，考前要吸氧，考时要一大帮父母四处设置障碍防止卡车经过，考后自己一盘算，估计考不好了还要提前自杀！我读着这样的报道，读得莫名其妙：天下有这么脆弱的孩子？天下有教出这种孩子的父母？天下将来就是由这样的人去撑着？！
要说中国社会20年来的变化，真可以说是天翻地覆：20年前大约只有3％的幸运儿能考入大学，如今北京据说是80％；20年前我的梦想是考个师专进县城当个中学教师，20年后我准备打点行装领着几位大学者到南极去写书；20年前我借母亲的手表进考场，20年后，我12岁的孩子手上戴着太空表，独自一人乘飞机南来北往。20年，真让人觉得恍若隔世！
变化，不断的变化，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，但是，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那么令人欣慰。
比如考生的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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